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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故事?中共黨史的教學與研究鑄就中南大校史光輝一頁

    來源:黨委宣傳部發布時間:2021-02-27編輯:馬迪思打印 投稿 字體:

      2021年2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指出,中共中央決定,今年在全黨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激勵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新時代不斷加強黨的建設。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這個特殊節點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有利于我們繼承和發揚黨的光榮傳統,繼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

     

      

      作為黨在解放戰爭時期創辦的大學,我校在黨史的學習教育研究方面,一直有著良好的傳統和優勢。早在1948年建校之初,就認識到在大學生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性,在全國所有高校中,中原大學最早開設了中共黨史課程,由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書記鄧子恢親自主講。此外令我們自豪,更激勵著我們中南大人要繼續傳承紅色基因,我校也在國內率先開展一系列黨史的教學研究工作,產出一批豐碩成果,為中共黨史的教學研究作出了較大貢獻。我校中共黨史的教學研究工作,不僅在校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而且在全國黨史學界也有較大的影響?;赝^去,既,進一步把黨史這門必修課修好,不斷加強黨史的學習教育研究,在黨的百年光輝歷史中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

      毛磊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臺灣研究所名譽所長、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共黨史、國共兩黨關系史。毛磊教授自1962年開始從事中共黨史學科教學與研究工作取得豐碩成果,獨著、合著及史料匯編等達一千萬字之多,其中著作《中西500年比較》《國共兩黨關系通史》《國共兩黨與海峽兩岸關系叢書》在國內外產生較大影響;獨撰的論文《中共“五大”研究》《漢陽兩周案研究》《中國共產黨對臺工作八十年》在學術界產生重大反響,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與《新華文摘》等多次轉載。




    我校中共黨史教學與研究工作是校史上光輝的一頁(節選)



    我校是全國高校中開設中共黨史課最早的大學之一

      1948年10月中原大學在河南寶豐建立后,當即開設《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課程。由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書記的鄧子恢同志主講。鄧子恢同志認真備課,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目前形勢與我們任務》《論聯合政府》等論著,深入淺出的講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給學員留下深刻的印象。


     

    鄧子恢同志

       至今健在的中原大學第一期學員們仍歷歷在目。盡管鄧老不是系統講授中共黨史,但那卻是中共黨史的雛型,把黨史的主要理論問題講深講透了。為全國解放后建立中共黨史課作了重要的探討。從這里我們可看出:

      鄧老是中共“七大”選出的44名中央委員中的一員。這44名中央委員可以說是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涌現出來的中華民族的精華。由“七大”選出中共中央委員在中原大學講中共黨史,可以說在全中國大學中是第一次。為我校中共黨史的教學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在新中國大學設立中共黨史課開了先河。據現有史料看,在全國大學中講授中共黨史專題課,中原大學可以說是首創。盡管還不完備,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中共中央黨校及抗大,陜北公學等校也有中央領導人講中共黨史問題,但是在全日制高等學校中講中共黨史專題,中原大學是開創者,至少可以說是最早開設此課的大學之一。


      為我校中共黨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自從鄧老開設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專題后,我校在這方面培養了許多人才。如張家驤、馬揚等有影響的黨史教師。在武漢地區有較大的影響。從上世紀50年代到“文革”的十七年間,我校黨史教學在武漢有著重要的地位。與武大、華工、華師并稱為“四大金剛”。我校與中南民族學院等合作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也為一些學校所使用。因而在粉碎“四人幫”后,湖北省教育廳為全省高校編寫《中共黨史講義》時,就由我校馬定中和我等主持這項工作。該講義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后,獲得好評,湖北全省高校大多使用此教材。這是我校黨史教師為全省高校作出的一項貢獻。也是與我校在這方面有良好基礎的結果。


      培養出一批人才。由于中共黨史專業的政治性很強,因而對黨史教師素質的要求也較高。特別是校領導對黨史教師隊伍建設很重視,加上有良好的基礎,因而在我校黨史教師中涌現出一批人才。如李連榮被提拔為我校的副校長,任希健被提拔為湖北教育學院的院長,張葆華被提拔為中共湖北省委講師團的負責人,鄭艾山被提拔為廣東體育學院的副院長。高燕廉被提拔為湖北師范學院院領導。在一個只有十多人的教研室里,有五位老師被提拔為大學領導和廳局級領導干部,說明我校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很突出的。


     

    改革三十年來的驕人成績在全國黨史學界產生較大的影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給科學帶來了春天,也給中共黨史的教學與研究帶來了春天。這在我校尤為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中共黨史(含黨建)碩士授予點于1985年就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由于我校這方面的優勢明顯,加上從1978年到1984年幾年的努力,到1985年,我校申請中共黨史碩士授予權時,很順利地被批準。據我校有關人士透露,當時審批碩士點是很嚴格的,必須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討論通過。我校中共黨史碩士點在1985年就被批準,說明這個點的力量是雄厚的。當時許多名牌大學還沒有中共黨史碩士點,而我校卻能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能獲此榮譽。為國家培養碩士生200多人,其中很多人已成才。

     

      為中共黨史專門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我校在這方面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點,最突出的就是在黨的專門史方面作出了貢獻。據不完全統計,30年來,出版了以下專門史:

     《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作史》由劉繼增、毛磊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獲《新華文摘》等單位頒發優秀獎。

     《中國共產黨國情認識史》,由劉繼增等主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中國共產黨對臺工作史》由李永銘等著(書名為《臺灣問題與統一之路》,實際上是中共對臺工作史,只是出版社認為此名字太敏感,因而改為此名,由武漢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中國共產黨紀檢工作史》,由馬德茂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近日出版。

    由趙凌云主編,主要由中共黨史教師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史》,于2005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樣,對中共在政治、經濟、領導等各方面的專史就達五部之多,也是研究中共黨史的五個方面。在一個大學里,對黨在各方面工作進行總結,撰寫出五個方面的專史,這在全國高校中也是很突出的。


    我校中共黨史研究有自己明確的方向

      除了上述黨的專門史以外,最鮮明的特點是有自己明確的研究方向,就是主攻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史,即《國共兩黨關系史》。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研究的中心內容是:國共兩黨關系與海峽兩岸關系史。這方面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幾方面。

      

      劉繼增、毛磊、袁繼成三位教師于1985年和198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漢抗戰史要》和《武漢國民政府史》,為這項研究開了先河。因為武漢政府與武漢抗戰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高峰,這兩本專著的出版就是研究國共兩黨關系的重要內容?!段錆h國民政府史》出版后,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陳文桂研究員在《歷史研究》上發表長篇評論,對該書作了高度的評價。日本的《近鄰》雜志也發表長編書評,認為該書是響應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代表作,是中國史學界繼承中國史學“秉筆直書”優良傳統的代表作。該書獲湖北省政府的社科優秀二等獎。

      由毛磊、楊存厚、張春英、范小方、馬德茂、王海琳、宋洲等人與中共武漢市委統戰部部長王功安合作撰寫的《國共兩黨關系史》由武漢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秶矁牲h關系通史》于1991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兩部專著200多萬字,是我國研究國共兩黨關系最早出版的專著,在國內外發生較大的影響?!秶矁牲h關系史》的出版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王任重、屈武等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并作了重要講話。章開源教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書評,給予高度評價。許多大學的研究生把該書作為參考書學習?!秶矁牲h關系通史》在香港發行時引起了廣泛關注,一時間該書脫銷。臺灣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也藏有此書。美國著名華裔陳香梅女士在臺灣報刊上發表一萬字的評論,高度肯定該書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價值。該書獲武漢市人民政府優秀社科一等獎。

      由毛磊與武漢市委統戰部長王功安擔任主編,由武漢出版社出版的《國共關系海峽兩岸關系叢書》共20本約600萬字。其中我校擔任寫作的有張春英、王海琳、范小方、李明強、李永銘、張亮東、崔明霞、彭俊良、胡江濱等十多人,共撰寫《國共兩黨關系概論》《國共談判史綱》《美國與國共關系》《國共人物血緣情》《國家商法經濟法與臺灣地方相關規定比較研究》《周恩來與國共關系》等7本著作。占整套叢書的三分之一以上。這套叢書也獲得學術界的好評,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平杰三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書評,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張靜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書評。著名臺灣問題專家李家泉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書評,都給予充分的肯定。時任臺灣現役中將的付應川也對此書很感興趣。臺灣有關機構存有此書,說明該書對加強兩岸關系發生了作用。

      張春英主編的《海峽兩岸關系史》填補了這項研究的空白。該書共分四卷,一百多萬字,馬德茂、毛磊、王軍、鐘祥勝等參與寫作。福建人民出版社把該書列入“十五”規劃于2004年出版后,獲得學術界的好評。認為這是全面系統論述海峽兩岸關系的歷史專著,在學術界也是第一次,因而臺灣學者很關注該書。臺灣大學知名學者王曉波,對該書評價較高,決定在臺灣出版。

     

      總之,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年間,我校中共黨史專業的教師集中力量,執著地研究國共兩黨關系與海峽兩岸關系史。圍繞這個中心進行教學與科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全國(包括港、臺、澳)甚至在國際上都有一定的影響。學術界一提到國共兩黨關系史的研究,都會知道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是這方面的主要陣地。


    “創新”是我校中共黨史研究的鮮明特點

      創新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創新也是科學研究的靈魂。沒有創新就根本談不上科學研究。只有創新才能稱得上是科學研究。我校黨史教師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很突出的。他們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在各項研究中從不抄襲別人現成的觀點,而在艱苦研究史料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新觀點,以推動本科學的發展。如為科學評價中共“五大”作出貢獻、提出解放戰爭時期存在有反蔣“第三條戰線”的新觀點、對漢陽“兩周案”提出嶄新的觀點、提出《中西500年比較》的新課題等。
      我校在研究黨史中能夠在扎實研究史料的基礎上,大膽提出前人沒有提出的新問題、新觀點。我們也深知中共黨史研究政治性很強,在黨史界流傳著一句話:“黨史研究無小事”,就是說黨史問題是很敏感的。弄不好就與政治問題糾纏在一起,要想在黨史研究中做出成績,除了挖掘史料外,就應提出新觀點,這是很困難的事情。但是,我們知難而進,執著地追求,為黨史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校黨史教師從不同角度提出許多新觀點。如傳統觀點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由于列強無暇東顧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原因,而范小方認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才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因。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應把主次弄清楚。該文發表后,獲得近代史學界的好評。
      再如張春英于2001年在《江漢論壇》第9期上發表的《張學良在武漢時期的思想與西安事變的關系》一文提出:張學良1934—1935年在武漢時期,盡管主要是對鄂豫皖三省的紅軍作戰,但思想上仍起了變化,即“反共好是好,就是反不了”,因而張學良提出以國共合作為基礎,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張。這個變化為西安事變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此文發表后,引起中共黨史學界的關注?!吨泄颤h史研究》2002年第3期刊登的劉晶芳、陳述撰寫的《2001年中共黨史研究綜述》中,認為張春英此文是對“西安事變”研究的一種突破,為深入研究張學良提供了新的觀點和思路。其他教師有許多創新,因篇幅限制恕不一一列舉。
      以上只是一個回憶,掛一漏萬,許多黨史教師的成果可能未能提到,請原諒。


    (文章節選自《歲月如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友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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